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永葆青春，后来者总能借助新的时运脱颖而出。
然而，这只是既有的城市格局，与40年前、70年前、100年前截然不同，未来10年、20年，势必还会迎来新的调整。
过去几十年来，我们看到了东北城市的整体衰落，沿海外贸城市的集体崛起，中西部强省会的后来居上，中心城市的强者恒强，大都市圈大城市群的强势扩张，中小城市的普遍收缩；
也看到了北上广深对“京津沪”的取代，二线城市一轮又一轮的洗牌，珠三角、长三角与京津唐、辽中南等传统工业基地的分道扬镳，三大世界级城市群、众多国家级都市圈的横空出世；
我们看到了有老牌经济强市因产业转型不畅发展陷入停滞，也有城市因超前布局新兴产业一跃而起，有城市强者恒强，有城市不进则退……
小渔村能成长为国际大都市，小村庄能变成强省会，普通农业县城能晋级万亿级经济大市……
所以，未来10年，谁能成为第5座一线城市？谁能成为下一个深圳？谁能上演逆袭的奇迹？
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后最大的增长奇迹当属深圳，那么计划时期挑起经济和工业大梁的无疑是东北。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，以此迅速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。得益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雄厚的工业基础，东北成了重工业时代的弄潮儿。
国家“一五计划”156项重点工程，东北拿下了1/3，总额更是占了44%，由此开启了东北一众地级市借助重工业崭露头角的历史。
在此期间，东北形成了以沈阳为核心的机械制造基地、以长春为中心的汽车工业基地、以鞍山为中心的钢铁基地、以大庆为中心的石油基地、以吉林为中心的石化基地、以黑龙江“四大煤城”为主的煤炭基地，先后带动各大地市的崛起，更让“共和国长子”的威名响彻大江南北。
1950年代到1970年代，东北一直都CQ9电子 CQ9传奇电子是我国最大的能源生产基地，也是极其重要的重工业基地。
高峰时期，东北三省工业比重占全国的1/4以上，钢铁、水泥产量占全国一半，煤炭产量占了3成左右，石油、木材产量和外CQ9电子 CQ9传奇电子调量位居全国首位。
新中国第一辆汽车、第一架喷气式飞机、第一列内燃机车、第一艘万吨轮、第一用电子计算机、第一台数字机床……数百项打破历史记录的第一，都诞生于东北。
一如东南经济大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反哺中西部，当时的东北也通过产业转移助力西部地区摆脱了工业“一穷二白”的历史，为后来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1960年代到1970年代，出于备战和改善工业布局的需要，我国启动了声势浩大的“三线建设”。
大量来自东北的工厂、技术装备、管理及技术人员外迁到内地，形成东北支援西部地区的局面，重塑了这些地区的城市格局。
西部钢城攀枝花，中部汽车城十堰，西南“煤都”六盘水，西北有色金属重镇金昌，均是脱胎于此；重庆机械工业、成都电子工业、西安国防工业的发展壮大，也不乏东北地区的助力，这在《》中都有论述。
随着工业化战略转移，加上市场经济确立，以及一轮又一轮的产业革命巨变，如今东北不复当CQ9电子 CQ9传奇电子日荣光。
资源枯竭型城市普遍面临城市收缩的困局，盛极一时的老工业基地直面产业转型升级的难题，发展又遭遇了自然人口负增长叠加人才流失的双重压力，“不过山海关”的论调更是误伤了整个东北的招商引资。
1978年以来，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推进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，加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我国迅速融入全球市场，成为“国际大循环”的重要主体。
这一阶段，率先对外开放且最早嵌入全球分工体系的沿海城市，成了最大受益者。
1984年上海、广州、天津、宁波、福州、大连等首批14个沿海城市开放，成立第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中继；
再到珠三角、长三角、闽南三角区以及山东半岛、辽东半岛次第开放，沿海优先发展的战略得以确立。
高峰时期，中国外贸依存度一度高达60%以上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达到20％，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“三驾马车”之一。
一个常识是，在全球化时代，谁靠近港口，谁就接近国际市场。研究表明，离港口距离的远近，可以解释不同区域GDP总量差异的40%。
另一个常识是，当经济从计划模式向市场模式转型，谁能率先迈开脚步，谁能最早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，谁就能在竞争中先行一步。
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，到乡镇企业崛起，从县域经济横空出世，再到外贸经济大行其道，走在前列的一直都是东部地区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当时，纵向的行政发包制和横向的政府锦标赛的存在，让地方竞争成为可能，最大程度激发各地做大经济的动力。
可以说，区位优势，改革红利，市场意识，地方竞争，加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，才让东部地区成了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领跑者。
当然，随着全球产业链加速转移，大国竞争日趋白热化，以及在种种超预期因素冲击之下，全球经济面临着长期的不确定性，外贸必然会随之而波动。
哪些外贸城市不惧挑战，哪些城市最有可能坠落，这在《中国城市大变局》一书中有详细论述。
过去10多年来，南北差距取代东西差距、陆权复兴与海权衰落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。
这背后，中西部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，重庆、成都、武汉、长沙、郑州、西安等中心城市的集体晋级，成了最大注脚。
从2000年到2022年，中部、西部地区经济比重分别从20%、17%提高到22%、21%。
另一个佐证是，2010年至今，在主要经济强市及省会城市中，GDP增长最快的10个城市中，一半位于中西部，且增幅最大的贵阳，属于名副其实的西部省会。
2000年以来，我国一改改革开放之初以沿海优先为特征的非均衡发展战略，转向了东部、中部、西部和东北协调发展的新格局。
为此，我国先后推出西部大开发、东北振兴、中部崛起三大区域战略，大大项目大基建开始向这些区域倾斜。
西部地区更是获得了鼓励类企业15%所得税优惠的政策照顾，而来自东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与日俱增，有力撑起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。
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由于城镇化、工业化发展较快，早已迈过依靠固投拉动经济的阶段，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、人口环境、经济发展水平等限制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一度落后于东部。
近年来，随着西部大开发、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，加上“县县通高速”、“市市通高铁”等目标的提出，中西部地区迎来大基建大井喷的新时代，经济得以突飞猛进，且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。
国家统计局数据为此提供了佐证：2013—2021年，中、西部地区年均增速分别达10.8%、8.9%，远高于东部的7.9%；
中西部地区全国比重从2012年的45.3%提高到2021年的52.5%。
过去，沿海城市凭借接近国际市场的港口优势，外贸经济突飞猛进；中西部由于距离及运输成本限制，在产业竞争上一度处于下风。
如今，随着高铁、高速、机场、运河等多种交通设施的完善，尤其是航空货运枢纽、中欧班列、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横空出世，让中西部得以从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。
根据中国海关杂志发布的外贸百强城市名单，2010年中西部城市无一入围20强，而在2018年已有重庆、西安、郑州、武汉、成都5个城市入围，未来这一名单还有望扩容。
由于土地、劳动力成本抬升，东部沿海地区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外迁移，一部分到了东南亚地区，一部分来到了中西部。
劳动力人口众多、能源丰富、市场庞大，叠加内陆开放的时代潮流，中西部地区成了纺织服装、电子信息、机械设备等产业的主要承接地。
成渝地区的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、河南的手机制造、贵州的大数据产业的崛起均得益于此。
不过，大固然扭转了西部地区的区位劣势，但也埋下了债务高企的种子，给未来的长远发展带来一定隐患。
随着“八纵八横”高铁网络的日益完善、县县通高速目标的达成，加上边际效益不断走低，中西部地区动能势必不断放缓，失去了驱动之后，如何重塑新的增长动能，无疑成了关键。
同时，产业西移，给了西部地区更强的底牌，但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受到地缘等因素的影响，中西部地区与越南、印度等新兴国家可能将会面临持续竞争的压力。
近几年，除了广州等个别地区外，几乎所有省会都加入了“强省会”的大合唱，试图通过做大省会城市，凸显全省在全国的位置，以此竞夺更多的战略、规划、资源和产业。
根据最新数据，在内地27个省会/首府中，省会经济占全省比重超过50%的有2个，超过30%的多达10个，只有南京、济南、呼和浩特三市低于15%。
就经济逻辑而言，经济集聚，本身就是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；以中心城市引领区域发展，同样得到现实世界的检验；而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、环境、产业承载力，也得到了政策支持。
就现实逻辑同来看，一个省份，如果连一个显眼的大城市都没有，恐怕都参与区域竞争的机会都没有，遑论在重大国家战略中获得一席之地？
在中心城市、都市圈、城市群战略日益明显的今天，没有中心城市，就没有引领者，无论是人口竞争还是产业竞争中，都缺乏领头羊。
用马太效应对抗马太效应，用大城市对抗大城市，成了许多中西部省份的共同选择。
不过，大多数城市打造强省会的传统路径，是扩容和集聚全省资源，要么通过合并周边地市，迅速实现外延式扩张，要么通过撤县设区等方式，做大中心城区能级，更有甚者，将全省的优质资源、一流企业汇聚到省会。
这一模式在中西部省份可谓无往而不利，省会一市独大，很难形成一个副中心城市，普通地级市很难超出省域范围寻找更多机会。
但在东部地区，由于普通地级市也不乏主导产业，部分省份的省会更不是省内的第一大经济大市，往往更易形成“双子星城”或者“三城鼎力”的相对均衡发展格局，单纯做大省会并不容易。
然而，新冠疫情暴露出超大特大城市的治理短板，让人们开始审视大城市过度扩张带来的弊端；
国内大循环战略的提出，加上日益复杂的国际经贸、地缘关系，立足于战略安全、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，大城市的扩张受到一定限制，而省域副中心开始陆续登场。
从政策层面来看，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，严控省会城市规模无序扩张，严控撤县建市设区等要求被不断重申，而省域副中心则得到了中西部多个“强省会”省份的鼎力支持。
四川的绵阳、宜宾、南充等，湖北的襄阳、宜昌，河南的洛阳、南阳，湖南的岳阳、衡阳，安徽的芜湖，江西的赣州，广西的柳州、桂林……纷纷被确立为省域副中心城市，承担起在省会之外打造第二增长极的重任。
省域副中心的推出，固然对强省会模式提出了挑战，但由于实力悬殊，副中心最终能否独当一面，仍旧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。
对于经济弱省来说，人口流失的局面需要扭转，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需要争取，无不需要强省会赤膊上阵；
对于经济强省来说，经济强市众多，省会想要一家独大也不容易，关键是要区分好省会与经济强市之间的功能定位，让省会更好发挥省会功能，经济强市更多发挥经济功能。
至于中西部已经做大了强省会的省份，省会再继续膨胀，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，培育多个副中心城市，无疑有必要性和紧迫性。
所以，如何在 “强省会”和“多中心”之间取得平衡，将会是对所有城市的考验，也决定了新一轮城市洗牌的力度。
过去几年，全球围绕着芯片、人工智能、5G和6G、生物医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等高新科技领域，展开声势浩大的科技战、产业战。
而我国早在10多年前就部署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生物医药、高端装备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数字创意等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。
这些新兴产业对以传统产业为主的城市的颠覆，一如当初沿海外贸城市对传统重工业城市的洗牌。
一是新能源汽车，打破过去几十年由燃油车企构筑的企业矩阵及城市支柱产业体系。
一些传统汽车工业大市，一旦在新能源的时代浪潮中跟不上脚步，就会彻底败下阵来，势必对经济形成一定拖累；
二是数字经济，世纪之初互联网产业的崛起，让一众城市勇立潮头之上，这一次数字经济带来的变革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从数字产业化到产业数字化，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、重塑全球经济结构、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。
任何事情只要纳入政绩考核，都意味着政策力度的提升，有望带动“你追我赶”的城市竞争，过去的“GDP论英雄”如此，后来的“亩均论英雄”如此，数字经济同样如此。
三是人工智能。2023年前后，Chatgpt横空出世，上线亿月活跃用户，创下了史上之最。
第一次让所有人看到人工智能带来的直接冲击，其影响遍及知识生产、信息传播、智能制造等几乎所有与信息技术相关的领域，堪称生产力革命。
一些传统行业或将萎缩，部分重复性强、创造力不足的工作或将被取代，而新的工作模式也将诞生，以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主的城市或将从中受益。
回顾历史，从18世纪的机械革命，到19世纪的电气革命，再到20世纪的信息革命，以及正在扑面而来的智能革命，每一次技术都会带动了国际、区域和城市实力的洗牌。
谁能站在科技革命的最前沿，谁能在新兴产业的争夺战中走在前列，谁就能在新一轮的城市大变局中抢得先机。
那些城市在新产业上有了长足的竞争力，成了新一轮城市大变局的挑战者，《》一书也有解答。
包括北上广深地位继续稳固、经济重心持续南移、一省一城、中小城市鹤岗化、陆权复兴、大城大圈、抢人大战白热化、楼市大分化等。
经过一定时间的检验，这些趋势如今愈发明朗，且在新的时代变局下，呈现加速演变之势。
从重要时间节点来看，1978年之前，重工业城市一枝独秀，东北与中西部工业重镇强者恒强；
1980年代以来，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的制度红利，东部地区乘势而上，沿海贸易城市一飞冲天；
2010年代，大大基建集体上马，消费升级促进内需崛起，中西部强省会突飞猛进；
2020年代，随着新型城镇化步入新阶段，城市竞争从传统的单打独斗，变成都市圈、城市群之间的较量，大城大圈改写了区域竞争模式。
未来，第5座一线城市，或将在强二线中诞生；部分弱二线城市，大概率会沦为三四线，一批三四线城市或将后来居上。
